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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勇：网络行为与网络
［作者：张智勇 来源：北大讲座 点击数：401 更新时间：2006-5-15］
演讲者简介：
张智勇，北京大学学系学士、硕士、在职博士，北京市社会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承担课程：市场营销学，社会学，组织管理学，普通学，学概论，学经典实验研究等。主要研究兴趣：管理学、领导技能开发、社会学、人格结构。近期研究兴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性别差异问题；管理情景中的印象评估。
正文：
非常感谢这么多同学热切地关注这个话题，非常感谢！
今天晚上，就网络这一话题，我谈一点自己平常的学习心得和感想。如果和大家的感觉相符，大家可以听一听；如果你认为我的观点不合适，也欢迎大家和我切磋，批评指正。
我今晚的题目是“网络行为与网络”。
第一个问题，谈谈网络的功能。
这和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很多观点，尤其是现行的一些说法有很大关系。现行的说法就意味着一些立场和角度，包括一定范围的领导或者主管部门的观点。大家在思考这些观点的正确性或者政策的合理性的时候，其实应该回到一些更为基础的东西，这就是网络的功能。
如果我们从进化论的思想来讲——因为我本人是比较欣赏进化论的——网络从早期的一种技术现象发展为现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以及这种蔓延的势头，有它存在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是什么呢？可能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就从行为层面或者社会表面，从现象学的角度来做一些描述。网络的存在，首先使得信息的收集、传播和共享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局面。信息共享，信息量这么大，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没有共同的信息背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分歧；现在大家有了共同的信息背景，就很容易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社会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信息，对我们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使得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在很多行为，包括国家层面的行为，比如一些政策，比如很多政治行为、经济行为上，很容易达成共识。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技术平台。
那么，从我们个人生活来讲——学比较关注个人——有了网络之后，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局面都是信息过量。以前的老师，像我的老师，甚至我的老师的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时候都是要做卡片的。有了很多的藏书和卡片，他的观点会有更多的依据，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加全面。现在，在网络的基础上，我们做学问很快，随便敲击几下鼠标，会出来一大堆有用和没有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你雇了成千上万个人专门为你收集卡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做学问的方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信息性是网络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基本功用。这种功用延伸到了一些我们个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面。比如说，有了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国家管理也会改变，我们的工作也会改变。举个例子：学习。有了网络之后怎么学、怎么教，就成为一个空前的难题。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并没有做好很好的准备。很多同学听我讲课的时候都问：你讲的东西能不能放在网上？如果我讲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录像都放在网上，我还将剩下什么？你们就不需要我了！(笑)我说过一个观点，网络继续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将来的大学就不是像现在这样，不但没有围墙，甚至都没有这样的物理教室，没有这样的physical classroom，只要存在一个虚拟的教室就行了，大家随时随地，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上网去看就完了。而且看完这个观点之后，它提到的人名、文章还可以再click进去，甚至还可以旁征博引，直观的图像、录影带，英文的、俄文的、日文的，什么都可以看得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老师。比如说学某门课讲得好的老师、教授，大概全国只需要一两个，其他老师做助教，答疑就可以了。这就是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收集、传播和共享的渠道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局面，它的便捷性导致我们将来的工作模式会改变。
以上是以个人和教师这个职业为例。网络也会改变国家层面的管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有了网络之后，还要那么多政府部门么？比如我们现在去香港要办签证，去深圳要办通行证。去深圳办通行证我们还可以忍受，比较方便，大概半天就能办完，可能要交两块或者一块钱，也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就置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办边境证？如果我有一个身份证，在这里申请，要先在系里开一个介绍信，然后再到保卫部换一个介绍信，然后再去海淀公安分局换一个介绍信，这三个程序、三个公章，有没有必要？它浪费了很多东西，当然它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因为每次要交两张照片，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一年要去五六次深圳，可能能养活好几个照相馆。(笑)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人，去开介绍信他都给开，没有人说不，也没有人问为什么。那么为什么要走这个程序呢？如果是犯罪嫌疑人，或者保外就医人员、通缉犯，可以通过网上查询，在入关的时候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有些火车站已经有了，就是派一些警察在那里安装了计算机系统，随机抽查一些可疑人员，把你的身份证要过来查一下，看是不是网上通缉的逃犯，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以前，中国人出门到北京来，要团级以上介绍信，也就是县政府一级开介绍信，你才能到北京来住店，要不然你来北京也行，你得住马路上，饭店不能接待你。(笑)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了，好了一些，基本上可以随便来，但是你就必须赶上“非敏感时期”，比如说国庆节期间、“两会”期间、“法轮功”闹事期间，你都不能来，特殊时期还要特殊控制，但平时已经放开了。
我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要说，假如网络存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减少很多环节：保卫部门可以少盖公章；系里面的老师可以减少工作量，把他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最需要他管的事情上；公安局可以派更多的警察去抓坏蛋，不要没时间抓坏蛋，光在那里对付我们这些老百姓，做文字工作，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和财富。这些例子就是要说明我的第一个观点：网络有一些基本的功用，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类更好地适应我们的环境，适应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前景。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网络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明显。比如我们原来跟家里联络都是写信，现在大家基本上是打电话，将来网络和多媒体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就不需要打电话了。你看，电话里的话和平时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不会当面说“喂”，但是打电话一般都说“喂”，这就是废话，电话里特殊的废话。(笑)如果把这种家庭里的沟通、亲人之间的交流从电话这种媒介转移到网络，就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行为，也可以说衍生出另外一套文化。将来大家见面就会说“上网了没有”，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会在网上通知，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将来很多同学也许会到企业一层或其他任何组织去工作，在这些组织里，这些年发展势头比较好的一个领域，也带动了管理咨询业发展的，就是我们说的ERP，即企业资源整合。在做这种信息整合的时候，就非常强调，所有的管理过程和它产生的结果，包括事先需要的信息，统统都在网络上面，通过分类分级的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又很好地保守秘密。这样，我们的管理模式等于是倒过来了：过去技术基本上是跟着别人走的，但是现在网络技术触动了一些企业，如果企业想增加竞争力，它就要改变自己的管理流程、工作方式，包括一些程序控制、规章制度，来适应这种新的技术手段。这样，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领先性的作用，推动了整个社会，也包括企业的发展。所以说，网络的作用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在这一点上，我想，从国家、企业到个人的认识都大体上能够达成一致。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在大面的共识之下，很多具体的措施，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很多行为，其实和刚才讲的这个大命题往往会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网络有什么功用？我们肯定，网络能够让我们人类更好地适应社会，能够为我们个人、家庭和单位带来更好的繁荣、更好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中国当前在网络发展和普及当中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很大，我不准备专门讲，就简单地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中国在发展网络技术方面应该说还是投入比较大的。中国这二十年，尤其这十年，发展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国家真的是已经非常强大了，财力也比较旺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比如那么多草地，都是很贵的，像大家看到的“二体”那边的一块草地，铺那片草地的工程估计要十几万、二十几万。那么你想想，全北京，包括全国很多大、中、小城市，都在搞绿化，要扒掉房子，把它变成草皮，然后再派专人去维护。现在马路上的垃圾筒都是不锈钢的——我们家洗脸盆都不是不锈钢的——我们的层次多高啊！(笑)消费能力高，这就是我们国家财富的象征。另外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希望改变自己的形象。过去我们还是比较“脏乱差”，尤其是工业发展特别快的那几年，我们不注意环境，对自然破坏比较大，城市规划、交通环境滞后，等等。老百姓开始抱怨了。刚开始大家没有吃的，后来有了吃的没有什么富裕钱，有了钱之后，大家开始慢慢讲究这些有点“虚”的东西，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
但是反过来讲，国家这种投入是要下决心的。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学校小南门外面，原来是很多小商铺——我们北大的学生可能有一多半钱都花在那儿了，除了吃饭的钱，剩下的零花钱基本上都在那边花——而现在被扒掉了。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减少了多少个就业机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绩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当然还有产值的问题。把饭店扒掉了，产值没有了。从工商的角度说，交税的户头也少了。这都是代价，当然有的人在讨论这种代价有没有必要。
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权衡，从国家的层面来讲，需要权衡利益。那么关于网络，我们国家也在权衡。但是，我个人感觉，对于网络，我们国家政府的规划、指导是不够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像美国、法国、日本的政府，甚至包括印度政府——印度总体来讲比我们要落后一点——都有非常明确的工作计划，国家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计划。比如很多发达国家都明确规定，到2003或2005年，要让所有的政府都上网。我们现在去办身份证要跑到航天桥，那么远，去交那两块钱，也不多，跟门口的停车费一样多，比打车费少得多，这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我们知道，北京的交通现在这么拥堵，如果我们可以少跑一趟，马路上的人就会少一些，让那些真正有必要跑的人跑在马路上，其他人呆在家里，或者在校园里散散步，这多好！我们说改善交通要修路，减少车，实际上有时候这种“软”的科学管理，也相当于增加了道路，减少了或者车流，也在改善交通，这就是在缓解我们社会中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政府有明确的规划，比如政府的什么职能、什么部门、什么手续可以在网上操作，我们不用去，就能够大大减少政府的开支和我们老百姓附加的开支，可以为社会节省很多资源。这就是网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我们国家这方面计划性不够，有计划，也在做，我们投入也很多，但是做得不够。比如我们现在还并不是很明确，政府也没有公布，所有的中学什么时候能上网？国家不管。但是我们看到，日本早在两三年前就说了，所有的中、小学，在哪一年哪一年要上网。这个目标一旦提出来，进一步当然要细化：怎么上网？谁给钱？政府给还是个人给？个人给的话有什么样的政策？政府投资的话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从税收里来，还是从其他开支里节约出来？这种工作我们国家做得相对比较少。
另外，我们国家涉及到网络的法律严重落后。比如现在网上法律纠纷特别多，今天新浪告搜狐，明天搜狐告新浪，告来告去，说是抄袭。然后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都是抄我的！天天都有类似这样的官司。当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一个网民看到网上有很多东西不要钱就可以下载，很高兴；但是如果你在这里边看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别人下载，就很伤心。这种心态我们中国人普遍都有。那么像这种心态到底怎么来规范？就需要一个约定。法律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约定；还有道德层面的问题，就是一种更加宽泛，相对来讲也更加无形的约定。因为网络是新生事物，出现没有几年，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觉得很难把握，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以及相应法律的出台比较慢。这就表现出我们的政府工作长远考虑不够，工作计划不够具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长远发展下去，我们会相对落后。我们发展的绝对速度还是很快，很多国家比不上我们，但是我们的相对速度会落后。比如我们和美国相比，去年的一些数字表明，我们在信息技术方面和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越拉越大。这是一种悲哀。甚至有人讲，在信息技术方面，印度都比我们强。这里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导向性、有关法律都非常重要，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不够。
中国普及网络中的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中国民众对网络总体上来讲趋于负面态度，就是对网络没什么好印象。这里我强调一下，人们并不是不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他会说上网好，网络是个好东西，但是网络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家，尤其是不适合我的孩子。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总觉得孩子在网上要不就浪费时间，这还算好的；要不就在网上学坏，比如说交友不慎。经常有这样的报道，前些日子南京的一个小女孩，好像是个大学生，被骗到东北，一去就没回来。所以作为家庭好像都很害怕，把网络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大家还有个事情心照不宣，就是认为网络上有黄色的东西。这对我们影响也非常大，因为中国人一直在“扫黄”，我们在各个年代都一直禁止黄色的东西，我们国家也对这方面有特殊的敏感。但是我们知道在网络上管理是最难的，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家庭，从自己家庭，或者说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的成员来讲，对网络持负面态度。很多家庭其实能买电脑，因为中国电脑太便宜了，当然也不是太便宜，只是绝对价值比较便宜，相对价值也就是说相对我们收入来讲还是蛮贵的。在西方一般买个电脑也就1000美金，而西方人收入几千块钱，一个月可以买好几台电脑。而我们呢，北京职工的平均收入可能才1500人民币，你得三个月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台电脑。但是很多人买得起电脑却不买，为什么？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电脑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老百姓都觉得网络这个东西对个人没什么好处，很多人家里因为这个原因不买或者晚买电脑，或者买了电脑不上网，或者很少上网，限制人们上网，那么中国的网络怎么普及？如果网上的东西纯粹没有用，大家上网纯粹是为了随便看看，到处走走，或者瞎聊天，一天两天可以，聊个十天八天，没什么可聊了，当然有些人还执迷不悟还在聊。(笑)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它的负面态度就影响到我们的消费，直接影响民众对计算机的购买力，包括更新淘汰的速度，包括对网上所有服务的消费。我们不愿意花钱在网上买东西，买网上的一些特定的服务，哪怕它很有价值，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加限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国民对网络的这种负面态度，会在经济即百姓的购买力及其他一些方面制约中国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没有钱，也并不是我们的营运商没有本事，比如他们的技术或者他们提供的信息不好，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老百姓对这东西本身有种整体的负面看法，这种精神和层面上的东西是很要命的。所以需要政府和一些社会部门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对网络形成一种正面的看法。我们在后面会讲若干中国人对网络负面看法的例子，包括网吧。网吧是什么？“网吧”就是“王七”的弟弟，“王九”的哥哥，“网吧”，不是什么好东西！(笑)在很多家长看来，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很多新闻媒体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说网吧就是洪水猛兽，就是祸水，让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变得学习成绩下降，没有道德等等，直接把孩子行为上、道德上的出轨原因归结于网络，这都与我刚才讲的整体负面看法有关。而有这么多具体的观念、具体报道中的“事实”来支撑，这种负面的印象更会被不断地重复，会制约我们国家网络的发展。这提得就比较高了。
中国普及网络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国民的素养，或者说风气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讲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比较差，彼此不大信任，都比较防范。大家看到，在银行里，包括其他场合收钱的时候，比如你们如果用现金交学费，他基本上把你们当贩假钞的人，把钱按顺序摆好，一张一张看，点两遍、三遍。这是干什么？就是不相信你。在中国这样的现象特别多。发展到今天，很多家人之间也不大相信。过去，中国人借钱根本就不用打借条，现在我们都要打借条，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但是更为深层次的是大家不相信，打了借条都不相信。在商场里买东西我们一定要打开来看一看，买任何东西，比如复读机，你肯定买完之后要试。为什么要试？因为我不相信你，不相信这个卖家，也不相信这个牌子，哪怕是再有名的牌子我也要当场试，试好之后，没问题，带回家。如果你出门了，商场一般来说就是以另外一套制度对待你了，有限的另外一套承诺，比如说三天管换，或者几天管修。而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人跟人之间包括在消费过程当中，彼此比较容易信任。比如我们在美国、日本买东西基本上不用试，你说要试一试，那售货员很诧异，说：为什么要试？我们说我们都这样啊，在中国买东西哪有不试的？买电视机一定要插上去，还要换换台，信号不好要问为什么，说我这是地下室——因为很多商场不是在地下室么——地下室没信号，到你们家就好了。啊，是么？要不好我们再来啊。行，不好再来。还留下个尾巴。但是在日本、美国基本上不用试，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上门到你们家来换，给你赔礼道歉。这就是一种信用和承诺。
在中国，也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前一段时间经济秩序不太好，社会道德风尚相对于过去有一点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信任感空前的差。如果你说信用差是少数人的事情，恐怕要打个问号。前一段我也看到一些文章，说大学生不讲信用，有一个省做了一个统计，上学贷款的人中，有70%的人大学毕业之后根本就不理银行了，拒绝还贷。对这个行为评价的话就是：大学生70%不讲信用。后来有人就发感慨了：如果我们的大学生都不讲信用，这个社会谁还讲信用？因为你们是最有道德，最有知识，受过最良好的教育，甚至受过军训的人。(笑)你们刚刚受过新鲜的马列主义教育，还有人生素养、各种政治道德教育，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还贷？大学生都不还贷，不讲信用，中国人谁还讲信用？现在大学生刚出校门都这样，等到他们将来成了栋梁，领导一个企业、一个家庭，或者领导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怎么样？我们不能觉得这单纯是一小撮人的行为，比如奸商不讲信用，是那一小撮坏人；有一部分大学生不讲信用，是那个省的大学生，是那些借了钱的大学生，我们没有借钱，所以我们讲信用，不好这样说。
有些美国、日本的学者就信用度和彼此信任感的问题做过跨国界的比较，发现在诸多的国家和文化当中，中国人的信任感是最差的。中国人彼此之间不信任，对其他人来讲，就是中国人不可靠，不讲诚信。而很多企业、营业商为什么推广网站？为什么免费让你们上网，免费给你们信箱？他是寄希望于后面，他掌握了你们的信息之后，有了这些客户资源，可以把你们的信息卖给制造商或经销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有针对性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来购买。但是我们知道，电子商务、基于网络的商业运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信任。如果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产品，是虚假的，贴一个照片在那，旁边还有一段文字说：实际的尺寸、颜色和性能都可能有出入，一切以见到实际产品为准，你就不相信他了。这就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网络作为一种经济工具，它的发展是要营利的，商家是希望它带来利益。但是在所有通过网络的营销活动中，人们彼此之间不信任。“眼见为实”，甚至我们“眼见”还受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受骗。那么在网上，我看到一个东西，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把钱给你，我怎么得到担保？所以从层面讲，信用感差是中国推行网上消费、电子商务的一个很大而且很难克服的障碍。国外的一些学者讲，这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的普遍心态，general character，普遍特点。
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物流。买完东西，付完款之后，东西怎么传到你手里？在我们国家没有统一规定，或者说规定不大健全，费用也不是很合理，这样我们的电子商务发展就更慢了。这就是国民的信用感低，会严重制约网络的发展，在网上也就会有更多的欺诈行为，使我们觉得网上的东西都不可信，在网上什么话都可以写，什么事情都可以不信，真的也就变成假的，假的也就变成真的，这就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普及网络中的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什么样的人上网”的调查结果。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就网民来讲数量在世界上大概是排第二，仅次于美国——当然这也很难界定，是一年上一次算网民还是一个礼拜上两次算网民？有不同的界定。但总体来讲，我们中国上网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这得益于家庭电脑的普及。现在有的城市，家庭电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40%～50%，甚至更高。有的人家里有好几台电脑，就是为了不吵架，互相之间不干扰——当然也可能是被逼的，因为老是淘汰，两年买一台，家里就有好几台。在这样一种大的情况下，有调查发现，总体来讲，网民当中，发达地区的比不发达地区的多，文化程度高的比文化程度低的多。从职业来讲，网民的收入总体来讲比其他不大上网的人要高。网民中男性比女性多。这是一些基本的情况。如果你对这种相关关系的描述做出一种泛泛的理解的话，大概可以得出这么个印象：网络是个新的事物，是个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享受，需要一些知识来运用的事物。并且掌握、运用它也是跟你的职业有关的，有的职业像农民可能不大需要网络——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农民也需要网络，比如他种了一大堆苹果，然后建一个网站说：我这里有苹果，谁来要？网络对他也有用，但是相对来讲用处不是很大，因为农产品绝大部分是本地消费，而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就是联系世界各地，不大可能有非洲人跑到一个村子里要苹果，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总体来讲，通过刚才这些数据的描述，我们看到网络是一个先进的事物，是一个和先进的生产形式相适应的事物存在，用“三个代表”来讲，它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它，发展它，培育它。
接下来讲一讲我们大学生群体，大学生是上网时间最多的。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大学生相对于其他人群来说对电脑掌握得最多；第二，大学生接近电脑的机会也最多，最方便；第三，大学生的闲暇时间比较多，听了课之后就吃饭，吃了饭之后上自习，而且自己可以安排什么时候到哪里上自习，相对于中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另外，大学生自己支配的钱也多了一些，你们上中学的时候钱包里没多少钱，上大学之后钱就多了，虽然有些钱是固定的，但毕竟你可以稍微调剂一下，或者“拆东墙补西墙”，可以挪用。还有大学生本身比较好奇，精力也比较充沛。这就造成了大学生上网最多这么一个现实。
第四个问题，人们上网做什么，或者说人为什么要上网。
现在很多调查有不同类型的统计，比如说就单个行为来讲人们上网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收发e-mail，这是最常见、应用最多的一个功能。其他的像看信息，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什么目的性，不是因为工作需要，上网浏览是很盲目的，既然上来了就看半天，因为信息很多，不断地被拽着走，就像被动地被牵着鼻子到处走，要是不上去也没什么缺，因为你不需要。作为一种需要，可能最强烈也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邮件。这样的分类就特别多了：电子邮件、上网冲浪，还有查询信息，比如买火车票、订旅馆，或者查询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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