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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汉晚报》上看到一篇头版头条的报道《谁能救救我的孩子》，那是一位绝望的母亲在向社会求助，它讲述孩子的冷漠、母亲的无助。我看过这篇文章后，很同情这位负责而又可怜的母亲，很想帮助她。我当时的动机就是这么简单。我与这些上网成瘾的孩子素不相识，也分文不收。
我当时也并没有想很多后续的事情，也许是出于骨子里的那种责任感吧，我打电话给《武汉晚报》的记者胡俊主动请缨。事情往往是无巧不成书的，她在众多请缨人士中选择了我，也就在武汉促成了“挽救上网成瘾者”活动。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当时只觉得这么优秀的孩子被网络害成那个样子，很可惜，而这个母亲又极有爱心，很执著，不弃不舍地试图挽救自己的女儿，那我就应该帮助她一下。
后来这位名叫曲倩的女孩和她母亲来到我家里，进行了长达近十个小时的交谈。
我说：“听说你学习成绩在下滑，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她很不屑地说：“上网逃课呀。”“自己明明知道错误所在，为什么不想改正？”“我为什么一定要改呢？”
我说：“曲倩，你知道吗？人一生所有的事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该做的；第二类是不该做的；第三类是可做可不做的，比如说上网玩网络游戏。可做可不做的事做得越少，人才能越成功。”
曲倩沉静下来，半晌不说话。之后通过几个小时的谈话，这孩子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说：“陶教授，您放心，我向您保证，今后不会再上网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她既然愿意回学校上课、愿意离开网络游戏，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她上她的课，我教我的书。结果，《武汉晚报》报道了这个事情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就这样，挽救活动一步步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全国，形成了今天这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局面，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
我刚接触曲倩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只想帮助她母亲来教育她。可在后来《武汉晚报》报社组织的家长见面会上，有65位家长到了现场。每一位家长都脸色凝重，每一个故事都令人心碎。这次活动让我知道青少年沉迷网络的问题比我原本想象的要严重多了。刚开始，我认为在《武汉晚报》报社大楼开一个家长咨询见面会只是小事一桩。结果一去，全然不是原先所设想的，整个过程让我意外地震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难预期将会发生什么，不过我知道我走的每一步都必须是顺其自然的。当时现场完全失控了，很多家长哭的哭、下跪的下跪，有的家长边哭边扯我的衣服，求我去救救他们的孩子。看着这种情景，真让我惊心。一位母亲伤心地说：女儿过去是个听话的孩子，自从上网成瘾后经常离家出走，只在没钱时才回家；家长不给钱，就大哭大闹，甚至到网吧打架。这位母亲还说：“宁肯让公安局把孩子关起来，也不想让她再去网吧！”
还有一位家长说：“为了不让孩子上网，我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手段，不给她零花钱。然而孩子已经痴迷了，她为了弄钱去上网，竟学会了偷，开始是偷同学的钱，后来发展到偷老师、校长的钱包。她下手的第六次在学校里被发现了，校长找到我说：”给你女儿重新找个学校吧。‘就这样女儿辍了学。我绝望得割腕，我手上的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老公发现了，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哭着骂我傻，说：“就当没生这个女儿。’她现在每天上网，玩累了就睡觉，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家。陶教授，可我实在不甘心呀，女儿只有14岁，难道就这样毁了吗？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要赶到这里来，找你给我想想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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