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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水平的高低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弄清智力与遗传的关系，对于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遗传作用，以及提高优生优育水平，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有关学者采用多种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科学家们依靠家系研究法，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弄清楚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在智力发展方面之相互关系的研究。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父母都是优秀智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子女有70％是智力优秀者，而当父母是低下智力的情况下，大约有60％的孩子是智力低下者。
依靠孪生子研究法去考察遗传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很多的。从这类研究可以知道，同卵双生儿智商的相关程度，比异卵双生儿智商的相关程度要高。另外，在同样是同卵双生儿的情况下，在一起养育比分别养育时智商的相关程度要高。我们有理由去假定，处在可以相比较的发展阶段中的双亲及其子女，他们的任何遗传因素都可以很好地表现出来。这样，父母6岁时的智商，可以预示其子女6岁时的智商。同样，父母成年后的智商可以预言其子女成年后的智商，而不是子女年龄较小时的智商。
美国学家霍齐克经研究后指出，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和子女的智力最初是无关的，但是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就有关系了。对两组儿童进行测试，一组儿童的双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另一组儿童的双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在3岁以前，这些儿童的智商并无多大差别。但是到10岁之后，他们之间的智力差异就会较明显地反映出来，两组儿童的智商平均差异要达到或超过25，而且女孩达到这一重要相关的年龄要早于男孩。该项研究表明：在遗传学上性别的差异与智力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女孩智力上的早慧是与其生理上的早熟相平行的，亦即女孩显示出其父母的遗传──智力的或是生理的──比男孩要早。
智力的遗传从一些名人家族中也可寻觅到鲜明的印迹。被称为近代音乐之父的德国大作曲家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他的家里几代人都是声名不凡、卓有成就的音乐家。老巴赫的祖先都是供职于普鲁士宫廷或教堂的技艺高超的乐师。老巴赫本人，则和莫扎特、贝多芬齐名，被誉为是有史以来3位最优秀的顶级作曲家，对近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各种体裁的器乐、声乐作品，几百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广泛演奏，历久不衰。老巴赫的4个儿子，也都是著名的作曲家，在音乐领域里建功立业是儿辈不让父辈。“‘巴赫’（Bach）这个姓氏，并非是小溪，而是浩瀚的大海”（贝多芬语）。不可否认，这种智力的遗传，这种音乐禀赋的继承，确实使巴赫家族的好多代人都得益匪浅。还有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三曹和三苏。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曹操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是诗和散文，其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其文质朴简约、清峻通脱。曹操的诗文主要是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对汉末民众的苦难生活也有所反映。其子曹丕、曹植，在文学上也是造诣颇深，各具特色。曹丕的诗文通俗明白，体式多样，抒情深婉有致，颇受民歌影响。曹植的诗文感情真挚，慷慨动人，语言精炼华丽，以五言诗见长。
三苏的名望，不在三曹之下，甚至犹有过之。父苏洵，其子苏轼、苏辙皆为宋代文学宗师，而尤以苏轼的成就最为突出。苏轼的诗风清新，善用夸张比喻，自成一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部分诗篇反映民间疾苦，指责时弊。其词洒脱豪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与唐代的韩愈齐名，有“韩潮苏海”之美誉。诚然，三曹和三苏的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对彼此间文学修养的增进有很大影响，而且前辈对后代文学禀赋的继承，以及智力遗传之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遗传的因素对于智力的发展虽然有相当大的作用，但并非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除开某些特例），只能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如同学历、文凭对一个人的事业的发展只能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一样，并不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对一个人事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走上工作岗位、踏进社会后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当然有时还得仰仗于某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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