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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饭局上“朋友”很多。表面上推杯换盏，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酒桌上的热闹，好比华尔街股市，是虚假繁荣。酒醒之后，泡沫破裂。鬼才相信“感情铁，喝吐血”、“酒杯一举，以身相许”的屁话。“酒逢千杯知己少”。一语道出时代的苦闷心理。这种误读读出了很深的人情世故来。
“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物化社-会什么都淡，不只朋友关系，甚至夫妻。
不稳定的安全感
有人在购书中心门口遭遇急事，手机没电，在向路人借手机发短信时惨遭无数白眼。“货币学派”的遭遇其实很正常，毕竟他的行为与很多骗子如出一辙——传媒随水推舟，将防备心重的社会生态称为“龟缩社会”。
“龟缩社-会”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无情城市，防盗网与防盗门阻挡的除了盗贼，还有你邻居——广州以“三年一中变”为号召，曾在一年间就投入3亿元，一度拆网718万平方米;但三年之后，广州人仍在乐此不疲地为卧室窗户装上不锈钢的“内网”。
有专家评选出备受争议的“中国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从排名上看，安全感与犯罪率未有直接关系，更多时候，朋友多少、房价高低、商业氛围、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富裕程度、人文风俗、就业机会都可让你的安全感发生动摇——难怪有人说，多个熟人多条路，买房只为安全感。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论——你需要从更多朋友身上获得归属感、存在感与安全感，但因为缺乏这些而龟缩的你，正是最难交到朋友的人。
消失的公共空间
在发生偶遇新朋友的剧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内地房地产商开始把四合院当高端产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功能，让邻里亲密无间;丹麦流行“集体住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家庭共享客厅、餐厅、活动室，据说能形成一个欢乐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规划师用四合院精神对公共空间进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让市民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随处可见——香港的大学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应该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写字楼、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广场、步行街道、公园才是城市的客厅。可惜，高昂的地价足够打破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更多的人仍在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边上的广场上喂鸽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离你甚远。
这是都市交友的规划学悖论——你认为规划里的公共空间永远不够，又恨不得那块占据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应该与邻居有一个邂逅的公共空间，却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个私密的房间。
虚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美国ABC电视台的电视剧《女人帮》，讲的就是大都会里四个“益友”的故事——她们生活在曼哈顿、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着高级时装出入高档场所，小团体里互相帮助、自开自解。
拉帮结派的确是对抗残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为了一个职位挤掉了作为竞争对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没有任何自我检讨，只要一个闺密聚会就破涕为笑。
虽然观众是和小资生活并不沾边的师奶们，但肥皂剧总能表达出孤身奋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龙说过：“女人与女人之间虽然很难交朋友，但女人总是同情女人的，因为她们觉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这个定理分析女人帮未免肤浅，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并在博客里宣称自己发现了大都会中最牢固的朋友关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门当户对。
这是都市交友的纯洁性悖论——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但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个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价。
昂贵的时间成本
有北京市民统计并抱怨过一件事情：他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必须采取以下步骤：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向西折返200米，耗时超过30分钟，才能往返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讲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适合无业青年或文艺份子。市民们的时间敌人实在太多：一条只有二车道的堵塞马路、一份不科学的工作单、一场毫无营养的谈话、一部让你觉得生命被延长的烂电影、一个总是叫你接儿子放学的老板、一个你根本不想玩却天天在玩的连连看游戏，都足以造成你时间表的紧张。
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寻知觅己，好与你促膝谈心?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活在信奉时间信条的A型城市，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朋友相处时间进行效益化计算?
这是属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条悖论——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却没时间。
物化时代的交际苦闷：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缺?朋友!
“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物化社-会什么都淡，不只朋友关系，甚至夫妻。
春节祝福短信，今年是170亿条，年增40%。年过节发短信发到手麻，是新世纪的形式主义。类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荣，内底紧缩。
人类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数量是多少?科学研究的结果是“150个”。我们手机电话簿中，实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发的一百多个短信中，有一两个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会流动频繁，同龄群的变迁，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这就叫全球化现代化。表面风光底下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朋友”泛滥却贬值，在所难免。年味儿淡出个鸟来，朋友之交淡如短信。物化社-会的特征：将朋友“工具化”
饭局上谈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朋友”。办不成事就“不够朋友”。朋友成了办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让“朋友”概念贬值，“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校友聚会不时兴谈人生了，时兴谈钱。以交换名片始，以谈生意终。同学会将感情勾兑沦为关系勾兑了。
过去30年之中，中-国人可谓补足了市场经济课，有些地方我们比西方还西方。当代中-国人将社-会学家所谓“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时期的迷信崇拜，同时也砍向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关系。传销从杀熟开始，做生意找投资从熟人开始，借钱炒股找熟人开始。结果找一个，“朋友”就少一个。现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众叛亲离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们借钱。
次贷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新任美国总统也承认了，他们人人有份儿。市场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创新的名义获取了正当性，“华尔街式金融创新”。“工具创新”不仅在华尔街，在“学生辈”的市场经济国家比比皆是。中-国用30年的时间越过了西方的300年，直至“毒奶粉”事件爆发，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归零。工具理性的发展正如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市场经济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撑它的基本价值却蕴涵着使它自我毁灭的动力。
法国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难：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个漂亮的公寓、一个美丽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钱，跟人打赌说他如果在十天之内交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话，便要将在拍卖会上高价买下的希腊古董花瓶输掉。他列单子，逐个排除，好朋友竟无一个，全是利用关系，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质上都是孤独的，无私的友谊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辞典里不存在。
当今中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生命。社会关系都转换成金钱、效率，熟人自然工具化。“熟人”就是能吃的人，生人是你吃不到或不让你吃的人。
出门靠朋友，朋友变成家庭成员的外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是交不到职场朋友的，职场永远是提防式的、政治的、利益的，不可能变成扩大化的家庭。除非把职场变成家庭关系，除了家族企业，这样的例子不多，有了也难长久。
美国人最近在网上呛中-国，说中-国人的五大缺-陷决定了中-国的“悲剧命运”。其中一条是“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中-国是面子社会、人情社-会。
朋友，无疑是扩大化了的亲属，所谓亲朋嘛。出门靠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情保险公司必不可少组成部分。这是今天的状况，美国人批得有道理。可古礼并非如此庸俗，“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中，“信”对朋友，信字才是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而非利益更非生意。如果中国人能把朋友之信归还给朋友，再推广到全社-会，想必能跳出美国人批的“悲剧命运”吧。
（梁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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