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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早些时候，大四学生莉亚•尼尔森给她的一位指导老师发了封电子邮件，要求延期完成一篇论文。尼尔森在邮件中写道，“我最近一直情绪低落，因此决定在这个星期好好照顾自己。”她接着表示，她的精神健康，“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来得重要。”
今年21岁的尼尔森是康涅狄格大学（斯托斯）的一名学生，她一直在和抑郁症作斗争。每当考试和写论文的任务堆积在一起时，她的症状通常都会加剧。她说2010年3月她服用过量泰诺想要自杀，就是因为那个星期的三场考试和论文引起的压力所致。
今一些学生团体正在努力地减少精神疾病给学生们带来的伤害。图为一个背包，上面写着：“每年有1000名学生自杀。”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为精神健康原因而要求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尼尔森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些情况下，学生们会直接向任课教授提出请求。此外，他们还会通过学校设立的残障学生服务办公室获得正式的学业“通融”。其中可能包括延长考试时间、在安静的房间参加考试，或者在到课情况和交作业日期方面有更大灵活性。
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学校必须对记录在案的残障学生提供“适度通融”──其中包括有精神障碍的学生。
但是，大学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在确保学生学业进步的同时，对于如何向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提供帮助深感烦恼。毕竟，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学生进入社会做好准备。不是每个老板都能接受员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一份关键的客户报告，而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教授们同样希望自己能够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学生。
莉亚•尼尔森是康涅狄格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她一直在和抑郁症作斗争。怀俄明大学（拉腊米）教务长兼负责学生事务管理的副校长大卫•科森斯表示，“危险在于，我们在学校里对他们过于照顾，但当他们进入到真正的社会以后却得不到同样的帮助。”
某些正规的通融做法，比如延长考试时间，在各所大学之间都有比较规范的操作，适用于存在生理和学习障碍的学生。但是，各个院校在掌握这些学生完成作业的截止日期、到课和课堂参与情况等灵活性方面却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院校把它交给每一位指导老师来确定，另一些则出于对学生的考虑进行更加直接的干预。
学校表示，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因为心理问题到学校的残障学生服务办公室进行了登记。在佩斯大学纽约城校区，由于心理障碍而要求学业通融的学生数量在过去的三年里增长了两倍。
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2011年春季学期共有1，687名学生在残障服务办公室进行了登记，其中33%的学生将心理问题列为他们的“首要”问题。而在2008年春季学期，有1,175名学生进行了登记，其中23%将心理问题列为“首要”问题（造成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程序上出现了变化，这导致了更多学生到残障服务办公室登记）。
校方称，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在校生患有精神疾病。按照美国大学健康协会对129所学校超过10万名学生进行的调查，大约有11.6%的大学生去年被诊断为或者接受了焦虑症的治疗，另外还有10.7%的学生被诊断为或接受了抑郁症的治疗。很多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会在青春期后期出现。
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表示，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能够给学生们的学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们会影响人集中精力、睡眠以及认知处理的能力。
大学生患精神疾病的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更好的药物和治疗很可能会帮助那些即使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很多学校已经启动了有关计划，确认存在精神问题的学生并且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Active Minds Inc.（该团体在325所校园设有分部）等学生团体正在努力地减少精神疾病给学生们带来的伤害。
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已经制订了涵盖范围广泛的防自杀计划，而且还成立了残障学生全面服务办公室。但是，学校在该办公室不涉及的学生和教师协商问题上的参与程度却有所降低。
过去几年来，该校咨询和心理服务中心已经停止出具标注有日期的“到访证明”。咨询和心理服务中心主任格雷格•爱尔斯表示，太多的学生进行预约，目的却只是拿这份证明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上课或者没能按时交作业。（同样，该校的健康中心也停止了对学生们的医疗预约出具书面证明）。
爱尔斯说，“这简直是对大学资源的不当利用。”但是教授们却不这么看。他说，“老师们想让我们当侦探，看看学生们是否在说实话。那不是我们的工作。”
康奈尔大学的健康中心最近停止了对学生们的医疗预约出具书面证明，因为太多的学生预约的目的只是拿这份证明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上课或者没能按时交作业。如果学生们自称有心理问题，一些老师就会把他们送到残障服务办公室，从而避免去判断学生是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呢还是仅仅只是这一天心情不佳。怀俄明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教授史蒂文•巴雷特表示，这样，“老师们就无需对他们不具备评估条件的东西作出判断了。”
现在是佛蒙特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艾米•古德诺从2010年秋天开始受到严重的失眠症和精力过剩的困扰。有时候，她早上都起不了床。在最终被诊断为患上躁郁症以后，古德诺放弃了一门课，还有一门半途而废，并且直接请求其他课程的教授允许她晚一点交作业。21岁的古德诺说，“很难知道我每一天的精力状况会怎么样。我差不多是连滚带爬地度过了那个学期。”
在春季学期开始之前，她到学校残障学生服务办公室进行了登记，并且拿到了可以向教授们说明她在到课情况和交作业期限方面应该享受“有限”灵活性的函件。她说，如果没有那些特殊的安排，那个学期“我想我可能都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如今，通过有效的治疗，古德诺在本学期已经不需要灵活性的安排了，而且还拿到了3.9的平均学分。
学校表示，它们不能要求教师调整关于学生交作业的最后期限或者到课情况的规定。而且对于科学实验和演讲课等一些课程而言，参与过程至关重要，但是学校可以推动教师对学生做出让步。
佛蒙特大学残障学生服务办公室ACCESS的主任劳蕾尔•卡梅伦表示，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犯病，或者什么时候自己会变得无力完成正常学业。”即便是拿到了允许自己在交作业期限和到课情况享受灵活安排的函件，学生也必须在学期开始之初与每一位任课教师进行协商。他们需要制定一份计划，比如什么时候通知教师会缺课并且为补交作业列出时间表。
为了帮助学生做好与教师交流的准备，卡梅伦表示，她和她的同事们会和学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演练，他们会模仿一个持有怀疑态度的教授的语气来说话。
金•拉瑞比是康涅狄格大学的一名教师，也就是尼尔森发电子邮件要求延期交论文的那位指导老师。她说，当有学生向她提出希望更加灵活地完成学业的请求时，她“直觉上会感到这是学生出自真诚的要求”。而且，她也会考虑那名学生一直以来是多么投入地钻研这门课程。她同意尼尔森延期10天完成论文。
拉瑞比在给尼尔森的回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好好照顾自己的决定显示了你的成熟和决心。”后来尼尔森的那篇论文得了A。
（龚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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