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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her Keltner：
我认为，对幸福的理解不妨从情绪入手，积极的情绪带来积极的心理感觉，消极的情绪会带来消极的心理感觉。
达尔文敏锐地指出，同情心是我们最强有力的一种本能，对人类的进化非常重要。为什么?从科学上来说，同情心不但联系了大脑的旧皮层和关爱他人行为这两者，还从基因上塑造了神经系统中的后叶催产素受体。
在现实层面，人类的后代比地球上其他哺乳动物要脆弱，很多动物的后代一生下来生存能力就非常强，比如，可以很快坐起来吃东西，而人类的后代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做这些事情。同情心不只是进化的产物，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通过付出而不是索取感到快乐。
我发现，社会不平等会削弱人们的同情心，因此我们在讨论同情心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周边的社会环境和情景。
Jennifer Goetz：
乐于助人、关心和无私通常被认为与进化论背道而驰。在残酷的、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物竞天择说”往往被解释为“适者生存”。然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大相径庭，生活中的我们不但非常关爱他人，甚至愿意为他人牺牲。
我认为，同情心已经进化为一种具备促进合作、保护弱者等基础功能的情绪。分析这种进化性的中心点在于，作为一种适应机制的同情心应该是人类的普遍特质之一。
在中国社会中，互惠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为其他人做一些好事，但在另外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自己也会受益。这种连带受益的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进一步影响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
我要强调的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是，同情心不应该应用于所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也说明它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你需要钱的话，很多时候，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给你。
Eunkook Mark Suh：
有调查结果显示，公民的幸福感水平在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虽然很多社会变量，诸如收入、公平、安全等因素通常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差异，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幸福所抱持的不同信念也作用明显。
例如，研究发现，幸福感水平和每种文化背景下“快乐的人”受欢迎程度密切相关。又如，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幸福是零和博弈游戏”这种观点的认同，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外在、明显的和内在的、隐秘的两个对立面的偏重。
如果你所身处的文化认为，幸福是一种有限的供应，那么人们会觉得幸福供应是有限制的，是零和的游戏。如果你所处的文化相信幸福不是好东西的话，你就不太可能在众人面前表现成一个快乐的人。众所皆知，一个快乐的秘密就是你能够把你的快乐表达出来，渲染在周围，你就会变得更快乐。
王登峰：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成功，遇到困难，逢山开路，换句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不高兴吧。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目标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人觉得不高兴，但其模式是自己高兴，别人也要高兴。当你让第一个不高兴的人高兴起来以后，很清楚你的目标还在前面，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不高兴，那怎么办，都要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情绪。从中我们看到的是，用文化维度概念来说，西方追求成功的方式很男性化，而中国很女性化。
中国文化讲究性善，同时人也有自私的行为，中国人讲究自律，对这种行为进行制约。中国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调解，没办法的时候才是上法庭。中国人还会说，即便我赢了，但是输了的人一定会想办法收拾我的，所以最好是不要上法庭。在香港，很多企业家遇到纠纷的时候，肯定要尝试多次调解，诉讼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但是西方的企业家遇到问题直接上法庭。
岳晓东：
我对幸福的理解很简单，幸福是养成一个积极心理的习惯，是你对自己心态的不断修炼。有的人有的时候做事情追求尽善尽美，总是看自己不开心的方面，多过自己开心的方面。日积月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活着没劲。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积极的心态习惯。
我在香港开设积极心理学的课，给大家布置作业，让大家每天睡觉之前想想今天开心的三件事情。如果一天举三个，一个学期下来，你会看到你的开心远远大于你的不开心，最后让你看到你活的意义。我们如果每天都能够选择一点开心的事情，而忽略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年就差别很大，十年、二十年下来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徐景安：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新的理念。我的主张是幸福最大化，要建立一个幸福的中国。把幸福放在第一位，现在众人关注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就有望迎刃而解。幸福中国不但要求改变评价目标，还要改变评价的主体，不能只让政府评价政府，也要让老百姓自己来评价。同时，幸福最大化的目标的落实依赖于社会行为的改变，我们不妨从创造一个幸福的社区、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企业开始，逐步改变我们的整个社会。
（张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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