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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一下班，就会脱下工作服，换上休闲服。
在日常生活中，职业女性的着装常常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因为她们常常被要求在上班的时候穿与职业角色相一致的服装。例如，女医生上班要穿白大褂，女营业员要穿营业场所规定的统一款式的服装，公检法系统的女公务员要穿各自统一配制的服装，女律师上班要穿稳重端庄的服装，等等。可是，在许多职业女性看来，职业装显得太死板、太单调、太严肃、太没有女人味了。因此，一到休闲时间，她们便会换上自己中意的服装，尽情表现自己的女性之美。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重角色。例如，一个人既是丈夫的妻子，又是孩子的母亲，也是公司的职员，还可以是商店的消费者，有时候也会是某个医院的病人，等等。总之，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我们的角色也不同。但是，各种角色的性质，却是不一样的。从功能主义角度看，依其性质，角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性的，一类是情感性或表达性的。例如，“医生”作为一个职业，是工具性角色，而“妻子”则是一个情感性角色。就两性来说，“男性”属于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则更多地被归类到情感性或表达性角色。所有这些角色，都是约定俗成的，因而可以看成是制度性角色。
就职业女性来说，她们身兼工具性角色和表达性角色于一体。但是，这两种角色，却常常是冲突的。例如，作为母亲，女人是母爱的情感表达者，可是，这种角色却常常被其职业角色所压制。因此，女性常常在两重角色中来回穿梭，疲于奔命。
不同的制度性角色，服从不同的规范。如果说，服装是制度性角色的扮演方式，那么，很显然，服装在扮演工具性角色和扮演表达性角色的时候，遵从了不同的规范。上班服是职业角色的扮演方式。它服从的是职业形象的要求和规定，常常难以满足女性的表达性需要。这种需要，往往只有在下班以后才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女性的爱美之心，往往只能借助职业装以外的服装来体现。
面对职业服装的工具性与女性服装的表达性之间的冲突，不同的女性，有着不同的态度。第一类职业女性不满于职业装对女性气质的压抑，千方百计对职业装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造，要求职业装也要具备表达女性气质的功能。例如，将职业装的腰改小，以凸显女性的线条。不仅如此，她们在下班以后，有着强烈的补偿冲动，借助表达性服装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表现需求。
第二类职业女性则把服装的工具性看得比表达性更重，认为女性的表达性要服从职业的需求。这一类女性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和独立性格，并把事业成功看作是女性自立的基础。对她们来说，职业装不但上班可以穿，而且下班也可以穿，没有必要刻意凸显和表现女性的自然特点。 第三类职业女性则介于上述两类之间。她们既不会对职业装不满，也有借助其他服装进行表达的需求。但是，在她们那里，职业装和表达性服装是有时间边界的，二者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相互间“井水不犯河水”。
职业女性身上的工具性服装与表达性服装的对立，也同年龄有密切关系。越是年轻的女性，越有表现自己的女性气质的愿望，因此赋予服装的表达性功能就越强，对工具性服装的抵触可能就越大。相反，年龄越大的女性，借助服装来表达女性气质的愿望相对来说就越小，因而对工具性服装的抵触可能就越小。
职业女性身上的工具性服装与表达性服装的对立，还同职业的性质相关。一般来说，职业有“前台”和“后台”、“交往性”和“独立性”等等的区分。那些需要接触顾客的职业角色，例如餐馆和酒店的服务员、飞机上的空姐、医院的护士、公司的秘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等，就属于“前台”和“交往性”的职业。由于这些职业角色事关公司或企业的形象，因而往往要求职员着统一的职业装，同时着装管理也比较严格。而那些在“后台”或“独立性”的职业，职业装的要求就相对比较简单。当然，“后台”的职业角色是否要求穿统一的职业装，不同的企业和工作场所，有着不同的规定。例如，在星级酒店，即使是“后台”的清洁工和厨师，也要求身穿统一的职业装。
由上可见，服装消费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性行为，而且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服装是制度性角色的扮演道具，而人们为了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得不频繁地根据角色的需要来更换服装。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说的，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我们则是其中的演员。借助于服装，我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戏剧。但这种扮演却未必是随心所欲的，因为人们常常受到“社会脚本”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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